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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青50周年的野史与文学反思,知识分子与民粹

时间:2019-10-06 08:48来源:法律知识
我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民国家,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深厚的基础。每个农民

   我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民国家,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深厚的基础。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层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心,以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很自然地与现代世界的民主运动大潮混为一谈。但国际上的民主思潮讲的是自由和平等,而东方包括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极容易从大众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为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在二十世纪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与实践过程里,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的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中国的民粹主义有着两个重要来源,一是二十世纪初期从俄罗斯引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相信民间代表一个纯真的有道德感的底层社会,可以从中取得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的绝圣去智的反智论传统,简言之就是对知识、文化等价值系统鄙视、否定,扩展到对代表此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全盘否定的历史潜流。

   所以,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由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着道德旗号的宣传口号由于符合中国传统底层文化的“正义”性和仇恨心理,特别是符合《水浒传》中的那种痞子文化传统,而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

  今日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民粹主义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典型的是这些年新左派学者的部分文字里汹涌澎湃的民粹主义,其极致表达就是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收编了,尤其对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抵触与憎恶心态。萧功秦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个群体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与底层人民站在了一起,代表了底层人民的利益与需求。其次,在《天涯》、《上海文学》等报刊上持续几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关于底层与底层文学的讨论也折射了这一问题。论战一方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个纯真的原生态的充满多样性的失语的底层,它根本无法被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代言,任何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言说都是一种歪曲与利用,另一方认为口口声声地似乎在严肃思考如何让底层浮出水面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在道貌岸然地抢注底层代言人这个道德商标,从而在繁复而精致的话语游戏(这种游戏根本不为人民所愿意理解!)里完成为底层代言而拔高自身的道德形象。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进而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再次,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民粹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继续攻城略地,甚至这股野火也已经烧到了一向被归置在自由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身上。旅美学者薛涌在最近发表于《南方周末》上的长文《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同时发表于广州《随笔》2008年第1期)里,公开声称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鲁迅《阿Q正传》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在薛涌看来代表了知识精英冷血的的现代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底层的妖魔化论述。他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路不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而在于向保存着中国文化最质朴精神的小共同体里的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在这篇文章里,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已经几近水火不容,底层所寄身的共同体被寄托了实现宪政的希望。最后,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意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学者许纪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以及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雅阁女事件等文字、视频都在网络上遭受了强烈的反弹。知识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被想象成道德复兴与伦理实践的历史主体。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有的追溯到苏联模式,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的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的追溯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必须清理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把这种极左思潮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惯性。

  民粹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自然覆盖到中国社会诸多阶层。让人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民粹化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曾经在三个历史时期有着强劲的历史表达。五四时期,在林毓生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浪潮里,主流知识分子在高喊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引进西学,他们在全面攻击传统的精英文化的同时,将寻找民族文化自新的眼光也转向了民间和底层。鲁迅、周作人等搜集、编辑地方歌谣、顾颉刚等寻访民俗文化遗存,更有当时很多大学生组织团体深入民间,寻求民间知识、信仰与智慧,形成了强大的到民间去的思潮。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强调无产阶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从当时百花齐放的各种社会思潮里脱颖而出,成为后来主导中国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关键时期。19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受共产党政治文化影响的左翼作家,在《申报》等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号召到民间去,到底层去,与普罗大众相结合,呼吁改造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文,攻击它太过于精英,应该直接用民众口语作为书面语言的来源,创作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同时,他们批评学者、文人、知识分子等所谓高等华人是一个道德腐败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认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底层才代表着真正的良知与智慧。反右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知识分子纷纷接受洗脑,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全盘否定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文化思想,在公共场合检讨脱离了人民,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忙和帮闲,中国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道德和最有实际能力的群体,知识分子都成了被讽刺为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应该到五七干校、牛棚、夹边沟等地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从产生之后,迅速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关联,在革命时期诚然吸引过很多知识分子投奔革命,推动中国革命的开展,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被政治文化操控的意识形态,改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原罪概念,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良心压迫机制,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识与文化尊严感,从而纳入整齐划一的革命机器里去做一颗驯服的螺丝钉,如此从整个体制敌视知识分子和相信民众智慧付出的代价就是大跃进的闹剧以及紧接的大饥荒惨剧,以及十年文革的历史悲剧。

   但传统的皇权专制一旦坐稳了天下,通常都要从这种农民革命的仇恨激励转向社会和谐,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来,对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沿用着“马上治天下”的思路来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呢?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天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世界”。在世界没有统一以前,毛始终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称“霸”。为了继续“反霸权”或者说“争霸”,还只能以“马上得天下”来治国。所谓“输出革命”不过是毛的“合纵连横”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策略。

   作为个人来说,我特别不能同意对待上山下乡的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上山下乡仅仅看作我们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单纯控诉和诉苦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也是经不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驳的。农村出身的作家刘震云曾经质问:你们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广大农民世代在乡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们可以回城、算工龄,农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将无言以对。

邓晓芒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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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人权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因此,我们今天来反思上山下乡,有一个最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民粹主义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文革),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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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为什么在当时对这种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拥护,自觉自愿地以极大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特别真诚?即使是那些对于上山下乡抱有反感、恐惧、无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这就涉及到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脑,是必须彻底反思的。

   再加上,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对百姓、特别是有文化的人掌握着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因而能够对成百万的知识青年任意驱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成这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极左意识形态控制整个社会、为所欲为的制度上的保证。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思。刚才讲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史无前例?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能政府”。现在一般认为,60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工业凋敝,经济崩溃,城市就业困难,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将大批待业青年和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赶到广阔的农村,让农业生产消化掉剩余劳动力。这些当然不算错,有大批文献和事实作依据,但是非常表面,还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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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十分瞧不起,虽然也唱红歌,但远没有我们当年的虔诚,而是故意用摇滚的、调侃的态度在唱,他们与歌词的内容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表达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慨叹所谓的“代沟”,这不过是历史的进步而已。这种看不惯只不过表明我们被遗留在历史的滩头,我们搁浅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是说历史历史,历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这样说的人,我要反问一句:你的儿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孙子辈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要给后代带个好样,要把我们一生的经验、我们做人的感悟和觉醒留给后代,不要让人指着后背说:你看,这就是被毁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经历,足以让年轻一代人肃然起敬,只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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