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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数起弑母案,央视网评论

时间:2019-12-29 21:55来源:法律知识
从社会治理角度,应该着重关注这个问题:最脆弱的链条正在承担最重的重量。城乡结合部、留守儿童群体,是学校教育和社会矫正机制最为薄弱的地方,几乎没有可以拉拽一个堕落少

从社会治理角度,应该着重关注这个问题:最脆弱的链条正在承担最重的重量。城乡结合部、留守儿童群体,是学校教育和社会矫正机制最为薄弱的地方,几乎没有可以拉拽一个堕落少年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少年的成长轨迹全部有赖于家庭教育规制,而恰恰这里的家庭,是城镇化抽取劳动力的对象。能够渐次递进阻拦未成年人错与罪的社会机制缺乏,与家庭教育的失守同时出现,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在了益阳弑母少年的父亲的那句话中:“平时对孩子管得比较少,一年有见他一次有时候两次。现在民愤太大了,希望政府能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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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中,发生的第四起弑母案。2017年12月,四川大竹13岁男孩弑母;2018年12月,湖南益阳发生12岁男孩弑母案、湖南衡阳发生13岁男孩锤杀父母案。如果捋一下同类新闻会的时间轴会发现,上一次以“未成年人弑母”为关键词的热闻还要追溯到2016年甚至2011年。

据《检察日报》报道,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其中 14—16 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为什么在法律底线不变的情况下,青少年犯罪会逐渐升高呢?显然,法律底线不应该为此背锅!法律建设只是事发后治理的保底手段,针对青少年的教育滞后、预防空白发力,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这些长期社会问题叠加的领域,是社会治理物理上的“深水区”,是决定整个木桶水位高地的那块短板。在事后的司法处理方法上,已有评论者建议,拿出精细化功夫,建立这一套渐次递进的错误-违法-犯罪的处置方案。在事前的预防上,更应以留守儿童为抓手,详细梳理这些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扶贫攻坚、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返乡创业等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留守儿童的问题,更“对靶”家庭帮扶还有哪些。近些年来,留守儿童被虐待、侵犯、遗弃的新闻层出不穷,溺水、车祸、自杀的消息也间或传来,有留守经历的未成年人犯罪甚至弑亲的行为,和上述的遭遇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

当然,解决教育滞后问题不能立竿见影,完善司法制度应该同步进行。对已经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要有强制方式,否则社会安全难以保障。目前,对罪错少年的收容教养执行得并不彻底,少年司法体系也不完善,这些都是社会的担忧之处,也是教育和矫正的脱节之处。

如果说基于个案,更适合从法学层面讨论“如何救济”;当事件有了集群效应,社会学意义上“因何出现”的追问,就应该出场了。

3月16日晚,13岁的男孩邵某因不服其母杨某管教,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致杨某身亡。就在3个月前,湖南沅江发生12岁男孩弑母案,同月,湖南衡阳又发生13岁男孩锤杀父母案。对至亲痛下杀手这样的事在近年才偶有发生,以前是极少的。但最近短短3个月之内就爆发3起相似案件,这种爆发频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这几起案件所指向的问题的同构性,很明显。青春期、留守、城乡结合部,是案件中的共同要素,换个角度说,案子是以往已经预期到了的社会问题叠加后的集中爆发,极端呈现。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伦理守护和文化重构的问题已经棘手,留守儿童看护和教育问题同样严峻,家庭教育的方向是目前连城市精英家庭普遍焦虑的事情,现在三者叠加在了这些少年罪犯的成长环境中。

对未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人教育、能否听从教育、教育是否科学这三个问题能够决定教育效果的好坏。观察这三起儿童弑亲案,少年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教育上有先天缺失。相比父母,施暴少年更倾向于和爷爷奶奶亲近。这是由于0到7岁是孩子跟家长建立亲密依恋关系的重要阶段,在关键时期没有建立这种关系,孩子是很难服从管教的。再加上事件中的父母用暴力和强硬的教育方式管理孩子,爆发冲突的概率极大。

益阳12岁男孩弑母之后,一句“我杀的是我妈,又不是别人”,引起舆论震惊;正常返校上学的尾声,又让公众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践踏人伦、天理、国法的犯罪行为,被如此轻拿轻放,已经对社会心理构成了极大的挑衅。因此与此相关的公共讨论,一直集中在未成年人犯罪如何罚当其罪的方向,降低刑责年龄、按心理成熟度确定个案嫌疑人是否负刑责、激活未成年人犯罪收容教养、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机制等等公共议题,一直延伸到今年两会的庙堂之上。

此外,矫正的目的在于让罪错少年回归社会。因为未成年人犯罪多源于教育的缺失和外界刺激,当这些因素消失了,多数未成年人仍然会变成守法公民。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普遍将感化教育作为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理念。

弑母的这种极端行为是毁灭性的,当事人和其家庭,命运都不再可逆。正是这种不可逆,警示了“最脆弱、最承重”的后果,呼唤治理力量向关键薄弱点更进一步下沉。

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有些人总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解决这类事件的良方。事实上,拿沅江弑母案来说,对施暴男孩的处理确实显得无力,这是司法上的尴尬。但靠修改法律只是事后处理上的解决办法,绝不是成为杜绝少年弑母案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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